这种“慢”,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。无论是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、萨蒂亚吉特·雷伊,还是小津安二郎、侯孝贤、万玛才旦等导演,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“慢”的时间挂钩,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“状态”。如小津安二郎《东京物语》结尾,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,轻摇蒲扇,视线向画外望去,若有所思,游走于“物”与“思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。同样,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中,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,当其离世之后,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,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,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。在这里,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,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,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“状态”。这种“状态”,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、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,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,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,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,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,或曰“余味”,或曰“苍凉”。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对豪巴姆·帕班·库马尔的影响是巨大的,他习惯于用固定的手持摄像机拍摄长镜头,舒缓地描摹出普通人坚强面具背后的精神痛苦。在被问到这样的长镜头有什么特殊含义时,导演回答道:“长镜头是很有魔力的,它不仅可以展示曼尼普尔美丽的景色,还可以包含很多流动的情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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