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学礼:我们今天在这里对谈,你们架着话筒和我聊天,这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吗?(笑)你很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很多人不在意这个问题,ta会觉得我在做我的事情,在做我的研究,在做我的记录,ta没有想过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。很多民族志电影的制作者把自己称为所谓的“电影导演”,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理解摄像机前的人是如何与ta在一起完成了电影的合作过程。通过电影,斯皮尔伯格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内心的挣扎,通过创作与观众分享自己的故事,实现了一种自我接受和成长的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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