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片在“建置”阶段为唐志军设置了一个动机,那就是找到外星人,同时解决内心的困惑,缓解对于女儿的愧疚。但是,唐志军只是在梦境中得到了一些震撼,然后在外甥的婚礼上,主动将那些来历可疑的内心感悟直接说出来。之所以用这种违背电影编剧法的方式完成主题的表达,根本原因是影片没有能力在情节发展中,将“倾向性”自然地流露出来,只能通过人物直接宣讲的方式,向观众灌输关于人生意义的“箴言”。可见,影片不仅人物空洞,情节张力不够,没有真正的戏剧高潮,主题表达也刻意牵强。当然,这部作品能够成为“畅销电影”,最大的原因还是它尖锐地触及到社会的共同话题:法律公正所代表的社会公正。影片中曾经的模特儿曾洁儿,在一个偶然不幸中,成为了富人圈自我保护的牺牲品,从一个“玩偶”变成了“被侮辱和被损害”的无依无靠、哭诉无门的受害女性。虽然这种故事并不新鲜,但是在当下关注全球化、资本化大发展之后,关注社会公平性、公正性的如火如荼的社会思潮中,它可以说赋予了“老话题”以新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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