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90年代,全上海的电影票,都在电影主管部门指定的两家印刷厂印刷,包括译文厂和二十二厂(上海人民印刷二十二厂)。“像大光明电影院这些当时的大影院,都是在我们这儿印电影票。”他说,当年没有电脑,电影院用的票版全靠人工排版,每一场电影都要单独制作包含厅、排、座信息的模板安装到印刷机上,“从第二届开始,各家展映影院的票上加了电影节的名称;而从1999年第四届开始,我们开始和电影节合作,印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专用电影票。我们要更仔细地校对座位信息,因为那时毕竟是人工排版的,要尽量避免有可能会出现的‘重号’,杜绝失误。”为了能够为青年电音人提供更多的艺术电影文化空间,杨超与其他资深影人发起了“一部电影美育”的机构,并策划了“A FILM 一部电影·种子计划”,旨在建立一个小而美的创作共同体,以多种形式帮助和培育新生代电影人,正如杨超所说,“得青年者得天下,得文艺青年者得青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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